“年味淡了”是一件悲傷的事嗎？我寧愿將其視為社會轉型期的必經之痛。與其說我們失去了年味，倒不如說，年味正在重新被定義中。

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確定使用公歷，南北議和后，雙方商定：“各官署改用陽歷，仍附陰歷，以便核對，民間習慣用陰歷者，不強 改。”陰陽合歷就此成為中國歷法的主流，除了個別激進時期取消了陰歷外，一百年來大抵如是。正如當時名記者黃遠庸所言“新歷之新年，系政治之新年，舊歷之 新年，系社會的新年”。

民間過哪個新年，誠然無法用政治之手調控。然而，舊歷又稱為農歷，實在是農業社會的產物。當社會的大半個身子已經工業化與城市化之后，在每年1月或2月的某段不確定的日子，用傳統的方式，過一個攪動全中國的節日，是否還合時宜？

我并不是呼吁大家不過年節。1905年舊歷年時，上?！稌r報》社論即指出：“我人勤苦一年，此數日之快樂不可少也。我人疏闊一年，此數日之交際 不可少也。我人靜默一年，此數日之活動不可少也。”年節有它不可替代的社會功能，再文明的國度也不曾盡廢年節，尤其在中國，由于戶籍制度的羈絆，傳統習俗 的影響，“返鄉”仍是很多人無可改變的選擇?！稌r報》社評作者指出，問題不在于過不過年，而是怎么過年：“唯當以有益之快樂，有味之交際，有思想之活動易 之而已。”

怎樣定義與獲得“有益之快樂，有味之交際，有思想之活動”？我認為應當從現實出發，從三個方面重新定義年味。

一是差異化。這里說的是與日常生活的差異。從前生計艱難，過節很重要的內容是“吃”，如今再以吃為主過各種節，還有多少人能提起精神來去細細琢 磨與制作專為節日而備的食物呢？2015年底有一部《舌尖上的新年》上映，比較其內容，與同一團隊制作的《舌尖上的中國》并無大異。時至今日，“吃”已經 不太能構成節日的差異化內容。而且，節日需要的差異化內容，必得是正面的差異化。春運搶火車票擠火車，與家鄉不熟悉的親朋聚會，討論各種個人隱私話題，對 于習慣都市生活的年輕人來說，肯定不是正面的差異化，他們不會歡迎這樣的“年味”。

二是儀式化。儀式化是節日不可缺少的要素，用以凝聚人心，彰顯特色。但是儀式也須與時俱進，比如祭灶祭祖，從前是寄托了家人對來年合宅平安吉祥 的祈望，現在卻離我們的日常生活越來越遠了，如果家里有老輩主持，或許還能延續一些年月，一旦老輩凋零，住在西式樓房里，祭灶祭祖從何談起？又有所謂“新 民俗”，全國人民同看春晚，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娛樂化不充分的年代，是皆大歡喜的選擇，今日則越來越難滿足所有人的需求。

三是個性化。節日的個性化，即此節不同于彼節的關鍵。年節本為農閑而設，游玩、購物、打牌、串門，都是當時的休閑方式。而今時移勢易，休閑方式 發生變化，再正常不過。地球已成一村，出省游出境游，跟當年步行幾十里去看另一方天地，本質并無分別。反倒是離鄉之人漸多，“團圓”成為春節最大的主題。 然而團圓不見得一定要在家鄉，換個地方甚至換個國度團圓，也不會改了鄉音淡了親情。所以，在團圓、休閑的大前提下，鼓勵個性多元的方式過春節，既可降低社 會成本，又能增加幸福指數。

總之，過節是為了增進人的幸福，過完節，覺得神清氣爽，功德圓滿，這節就沒白過，心中就自有濃濃的年味兒。（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