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年末，因一名中學生跳樓自殺，在甘肅永昌縣釀成了數千人圍觀聚集的群體性事件。新聞輿論從中敏銳地捕捉到近年來從農村進入縣城的居民是事件中活躍的“主力”，由此深刻地提出了城鎮化推進中新市民的“精神不適應癥”。
　　 由這種“精神不適應癥”衍生的種種群體非理性矛盾沖突，永昌事件絕非個例。
　   新市民走出鄉土，怎樣在城市中尋找到、營造出溫暖、幸福的另一個家園?
　　我們正創造著城市化加速發展的世界奇跡。短短30多年，常住人口的城鎮化率已達55%，兩億多農民擠進城門，實現了非農就業。如何讓更多的農民工扎根 城市?讓更多的新市民融入城市?產業發展是融合的基礎，公共服務是融合的紐帶，社會保障是融合的支撐。我們不能忽略，更深層的還有文化認同，這是融合的精 髓，也恰恰是當下城市化木桶中最短的那一塊木板。
　　無疑，農民工融入城市，有一個文化改造、轉型的問題。
　　毋庸諱言，由于生活的貧困、信息的閉塞、教育的落后，還有小農經濟帶來的自給自足的耕作方式、相對封閉的生產環境、簡單重復的生產活動，導致農民的社 會視野、文化知識、公民素養多有局限。進城農民在環境衛生、行為規范、公共秩序等方面，有許多隔膜需要打通，有許多陋習需要祛除，在契約意識、法治意識、 權利意識等方面，有許多缺失需要補課，有許多觀念需要培育。入鄉自然就要問俗，就要隨俗，何況，今天農民工要融入的是一個與他們已往心目中的“鄉”具有全 然不同的面目和靈魂的“城”!一味地懷念故土，株守在封閉的流動人口扎堆的棚戶區社會，延續著與其在家鄉相似的村落化生活，終難擺脫邊緣化、弱勢化的宿 命。
　　從農民到市民，這是一步歷史的跨越，也是一次文化的轉型。農民工就業在城市，生活在城市，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的改變，必然牽動人際交往、社會參與、思 想觀念和行為模式的改變。創造接納新市民的人文環境，幫助提高適應能力，生長現代意識，轉換行為方式，在學習和模仿中，在汲取和內化中，增強新市民的自豪 感、歸屬感和社會責任感，從而順利地完成角色轉變，融入城市社會，這是城市化的新使命。
　　同時，這里也有一個文化尊重、包容的問題。
　　在城鄉二元的歷史熏染中，我們似乎都形成了一個思維定論：鄉土文化農耕文明注定是落后的，陳舊的，而城市文化工業文明自然是先進的，引領的。這種自在 的優越感，常常使我們在城鄉文明的沖突中模糊了視線，預設了結論，常常使我們在新市民與原居民的矛盾中，先入為主地站上了文明制高點，擁有了話語主導權。 殊不知，有時恰恰是這種似是而非的簡單化、兩極式思維定論，將我們引入文化建設、社會和諧的誤區。鄉土文化農耕文明中蘊藏的熱愛家鄉、尊崇自然、晴耕雨 讀、自強不息、勤勞勇敢、艱苦奮斗、勤儉節約、善良質樸、尊老愛幼、鄰里相幫等，也是我們的軟實力，也是我們應該尊重、傳承的優秀傳統文化。作為一種文明 形態，已是過去時。但是，作為民族的智慧、傳統的積淀和文化的資源，則是我們取之不盡的財富和彌足珍貴的滋養。
　　接納、引領新市民在陌生的城市中尋找精神家園，放飛人生夢想，這也是一個文化認同、融合和提升的過程。
　　在原子化的演變中，在小時代的標榜中，在工具性的膨脹中，社會的冷漠癥、孤獨癥開始流行，物質主義、消費主義成為時尚，人文精神失落、道德倫理紊亂警 鐘敲響。精神生活中的這種種錯亂現象，在城市社會中顯得分外鮮明。大規模的拆遷建設，爆發式的造城運動，輕易地割斷了鄰里、社區具有穩定性和親密性的既有 聯結，猛烈地沖擊著傳統的人際關系，改變著淳厚的社會風尚，城市文化工業文明面臨新的挑戰。城市建設要讓居民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這“鄉愁” 是什么?正是人們對家園親情、傳統文化和美好人性深情的遙望和永恒的眷念。
　　文化的融合，是一種豐富，是一種滋潤，也是一種撬動。“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中西文化的交流是如此，地域文化、族群文化、城鄉文化的交匯，也當如此。
　　新市民的努力奮斗，豐富著城市的生活，煥發著城市的容光，也砥礪著城市的精神。他們那種鉆研打拼的韌勁，吃苦耐勞的品格，給富足安逸的城市注入了更多 創造的活力;他們那種粗糙爽朗的熱情、自然坦蕩的真誠，給精致細膩的城市增添了更多陽剛的氣息;他們那種愛崗敬業的執著、誠實守信的善良，給堅硬冷漠的城 市帶來了更多的溫情。在新市民的群體中，同樣涌現出許多見義勇為、助人為樂的“草根英雄”、“城市好人”，他們在社會主流價值的踐行中所閃耀的人性光輝， 所釋放的道德能量，同樣在提升著城市精神的標高，同樣在激勵著城市文明的進步。
　　城市，也是一個家園，是一個全體市民共享、共建和共治的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