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18日至21日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指出“明年是推進結構性改革的攻堅之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無疑將成為今后一段時間的中心工作。
    所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指從供給側入手，針對經濟結構性問題的體制性障礙而推進的改革。“供給側”因素包括經濟活動主體（如企業和個人等）、生產要 素（如勞動、資本、土地、環境、企業家管理、政府管理等）、要素升級（如技術進步、人力資本提升、知識增長、信息化等）、結構變動（如工業化、城市化、區 域經濟一體化、國際化等）、制度變革（如減管制、減壟斷、減稅收）等。結構性問題則主要包括產業結構、區域結構、要素投入結構、排放結構、增長動力結構和 收入分配結構問題等。這些問題的根源在于體制性障礙，體制性障礙又集中表現在政府作為的“越位”“缺位”“錯位”和現代市場發育滯后上。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對癥下藥。當前來看，推進結構性改革已十分緊迫。
    一是培育新動力的需要。我國多年來主要依靠需求側的“三駕馬車”來拉動經濟增長，在經濟新常態下，其作用逐漸縮小，副作用逐步顯現，亟須從供給側尋找新動力。
    二是解決我國經濟難題的需要。目前我國經濟難題主要表現在產能過剩、房地產庫存過大、僵尸企業較多、金融風險累積、資源環境壓力大等方面。供給側改革的核 心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即以更少的資源、能源消耗，更少的環境破壞，來達到更好的產出效果，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三是進一步提高我國國際競爭力的需要。只有通過供給側改革，提高供給質量和水平，我國才能在國內、國際市場上占有更大份額，也才能解決國內消費者到國外“掃貨”買馬桶蓋的問題。
    實際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并非始自今日。改革開放以來大多數改革都是從供給側進行的。上世紀80年代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發展鄉鎮企業、允許農民在 小城鎮落戶和進城打工、放權讓利改革等，90年代中期以農村綜合改革、國有企業改革、價格改革、財稅改革、金融改革、外匯改革等為主要內容的經濟體制總體 改革，90年代后期的國有經濟戰略性改組、發展中小企業、政府機構改革等，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后推出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全面改革，許多也屬 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不難理解，凡改革都是要調整制度或體制機制，都涉及優化調整不同主體之間的責權利關系，目的是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提高全 要素生產率，而這正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精髓所在。
    但與過去30多年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相比，當前的改革側重點有所不同。過去30多年的改革主要是解決經濟增量問題，而目前的改革，除了要解決經濟增量問題 外，還要先解決累積多年的存量問題，特別是實體經濟產能過剩、房地產高庫存、地方政府債務、銀行不良資產、環境污染等存量問題。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培育主體，增加要素有效投入，通過制度變革、結構優化、要素升級“三大發動機”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調整存量、優化增量。其中的重點和關鍵是制度變革。
    制度變革是“三大發動機”中具有根源性的發動機，因為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也要受其制約。制度變革可以從多方面提高生產率，如通過激發各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 性提高生產率，通過優化資源配置提高生產率，通過促進技術進步和結構升級提高生產率，通過改善和提高投資者預期提高生產率等。
    制度變革包括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到的各項改革，從供給側來說，關鍵是要采取減管制、減壟斷、減稅收、減貨幣超發等行動。其中，減管制涉及行政管理制度改 革、審批制度改革、商事制度改革、價格制度改革等；減壟斷涉及壟斷行業改革、國有企業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產權制度改革、金融制度改革等；減稅收涉及行政 機構改革、財政制度改革等；減貨幣超發涉及貨幣制度改革、金融體制改革等。
    2016年是推進結構性改革的攻堅之年。中央提出，要抓好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尤其是前三項——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都 是短兵相接，如同一場殲滅戰。如何才能取得勝利？根本的還是要靠改革。今年中央已經部署國有企業、財稅體制、金融體制、養老保險、醫藥衛生等領域的改革， 必須以更大的魄力和決心推進和落實。只有完成“三去一補一降”的艱巨任務，中國經濟才能真正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作者李佐軍，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 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

    以上就是2016年半月談第一期中的半月評論。是復習公務員考試時事政治和公務員考試申論必備資料。